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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袁家村土地瘠薄，干旱少雨，资源匮乏，是礼泉县有名的“烂杆村”。当地群众有顺口溜说：“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个头儿。”
20世纪70年代初，郭裕禄出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群众修田造地、改土积肥、打井取水，把靠天吃饭的贫瘠土地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沃土，粮棉亩产量跃居全省前列。
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袁家村，改革开放后，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改善村民生活，成为闻名全省的富裕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村集体建设的二层小楼。后来，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袁家村的水泥厂、石灰厂等村办企业被关停。青壮年劳力纷纷外出打工，袁家村又成了“东西一条街，南北两排房，工厂废墟多，环境脏乱差”的“空心村”。
2007年，郭裕禄的儿子、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郭占武出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乡亲们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打造农民创业平台，解决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以股份合作为切入点，创办农民合作社，解决群众收入分配不均和共同富裕问题。通过一系列创新实践，袁家村成功探索出一条破解“三农”难题、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以专注力坚持探索与创新
退回到2007年的袁家村，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自然村，没有什么旅游资源。能把旅游做到这个程度，最大的立足点就是因地制宜，专注于袁家村本来的样子，专注于袁家村能做的。袁家村的主题是关中民俗，“我们为什么不做红色延安，为什么不做唐昭陵，唐昭陵就在我们背后我们都不做，不做的原因是那些跟我们的生活都没什么关系，我们就要做关中地地道道的农村生活。我们说的话，我们的衣着，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关中民俗的一部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能做，别的我们做不了，也不会做。”
“就拿小吃街打个比方吧，这条街里面如果有100个商户，我们就需要100种小吃。比如说有锅盔，有豆腐脑，有炸麻花的……大家就来认领，最早出现过一个现象，一家门店有几家来报名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PK。这咋PK呢？比如说你报名做锅盔，同时在这儿做，从和面开始，整个工艺做下来，最后做好了我们品尝，留味道做的最好的一家。”
“商户也是有感情的，最早做小吃街的时候，有些手艺不怎么好，我们一直要求去人家做得好的地方学习，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做回来。现在，都能做好了。”
“我们每个月都要统计销量后五名，我们要调整这些商户的经营方式，实在调整不过来的就考虑换人，或者换产品。”
为严格把控食品安全，确保食材的原生态。袁家村村集体管辖的商铺，必须使用合作坊合作社生产的面粉、油、醋等农副产品。由村委会进行监督，既保证了合作社的销量，又使广大游客可以品尝到原生态、无任何添加剂的食材。村里要求所有店主在门口竖牌子发誓，如：“店主发誓承诺，如果羊血掺假，甘愿祸及子孙。店主吕伟。”“店主重誓承诺：如做不到以上几点甘愿后辈远离仕途坠入乞门”。
为什么小吃街的东西好吃？主要就是使用的原料和外面的不一样，辣子、醋、油都散发着天然的味道，小吃街生意最火爆的粉汤羊血，其羊血由店主吕师傅亲自到礼泉西关回民宰杀点采购，豆腐、粉条、辣子、菜籽油都来自袁家村作坊，保证食材的原生态和不添加，是袁家村十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
郭裕禄对于食品安全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他每天都会去袁家村上百家商户抽查，一旦发现问题除了高额罚款之外，有的直接锁门关店。甚至食物做得不好吃，也会被锁门。曾经一位乡级干部的妻子在袁家村做搅团生意，夫妻二人请郭裕禄过去品尝。不尝则罢，一尝郭裕禄对二人严厉批评了一次，责骂他们搅团做的不正宗，口感极差。最后这家店在外面请了一位做搅团的专业师傅才免去了被锁门关店的命运。
“袁家村的发展就是‘无中生有’，一步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实现全体村民共同富裕。袁家村定位是关中民俗，乡村旅游是突破口，破题是做食品安全，之所以能持续发展，其关键就在于不断创新。”袁家村村主任助理师馨一介绍。
“2010年来村里的游客已经非常多了，但我们发现晚上留不住人后，就转型升级做乡村度假，建成客栈区，可以晚上人留下来干什么?”师馨一说，袁家村就又打造了酒吧街、艺术街、时尚街等适合夜晚消费的新型街区，逐步实现白天的袁家村向月光下的袁家村的转变。
在人才方面，师馨一说，现在有全国各地有想法、有梦想的年轻人来到袁家村，其中也包括国际顶尖大学毕业的高端人才，袁家村给他们提供创业平台。
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的杨阳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就是看到了袁家村发展机遇和市场空白以及创业政策，来到袁家村，打造了以关中民俗蜡像为主题的一家名为超凡蜡像馆的体验馆。
杨阳说，蜡像馆在国内外非常的火，我们自己有技术有能力，为什么不做一家自己的蜡像馆？说干就干，他们结合袁家村的特色，将关中民俗蜡像融入其中，又加入了影视明星、体坛传奇、科幻动漫等人物蜡像，打造以蜡像展示、休闲娱乐、高端定制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
“我们的项目可以弥补袁家村文化旅游项目的业态，可以让游客到袁家村体验到更多的旅游业态。”杨阳说，在项目筹备初期，袁家村对他们的创业想法特别支持，给予了他们非常多的帮助，蜡像馆建成运营以来，吸引了数万人进馆参观。
引进来与走出去不断延长生命线
蜡像馆只是袁家村新型业态不断突破发展的一个缩影。但是，袁家村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危机感，靠什么能支撑袁家村持续发展下去，除旅游以外，袁家村又提出来“进城、出省”的走出去战略。
2015年8月，袁家村第一家进城店在西安曲江银泰开业。优选商户30家，由村民入股的600万元投资仅九个月就全部收回。当初计划进城店时，村里反对声音非常多，大家觉得“人家在城里吃完，不来袁家村了怎么办”？走出后才发现，乡村旅游更多吸引本地游客，但是餐饮可以把袁家村品牌让更多人知道，通过袁家村餐饮品牌的推出，吸引了很多来陕西旅游的外省，甚至外国游客走进袁家村，同时为乡村扶贫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袁家村的目标是希望走出陕西，走到到北上广深，走到每个城市，餐饮店也只是袁家村农产品走出的第一步，也正在计划打造线上线下平台，实现“袁家村”农产品走进社区实现社区配送。
出省计划就是袁家村用袁家村总结的经验和思路打造一个不同地域文化的袁家村，青海、河南、山西、湖北都有袁家村的基地。用陕西的方法也同样可以做外省市场，如果袁家村在省外也能做成功，那就是全国的袁家村。
关中明清式砖木古建筑民居外，青砖灰瓦木椽房檐下的双尾美人鱼星巴克Logo格外醒目，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手捧一杯咖啡从里面走出来，消失在街巷熙攘的人流中。
近些年，来袁家村的外地甚至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文创艺术、音乐作曲、咖啡酒吧等时尚元素，骑马、滑雪、汽车漂移、直升机观光等娱乐项目先后落户袁家村，而且很有市场，经济效益可观。
袁家村酒吧街上有一间10多平方米名为“80后”的酒吧，店主是30多岁的礼泉县城的姑娘金英子和丈夫谢瑶。
“年收入也就是挣个高工资，60多万元吧！”金英子热情开朗。
开放的中国，不仅吸引了外国游客体验关中农村民俗文化，也让外商发现中西结合融入当地文化拓展业绩的商机。
在袁家村总会计师任红敏的盛情邀约下，星巴克西北区负责人来到袁家村考察后，被多元化的业态和消费群体所打动。2019年11月，星巴克袁家村臻品店正式开业，将咖啡香融入本地文化。
星巴克袁家村店是一栋富有清代关中民居特色的三合院，墙面保留了原始建筑的六边窗型，搭配环绕室内外空间的橡木格栅，体现了东方古典韵味。
“星巴克选择在袁家村开设门店，体现了星巴克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经营理念。”星巴克中国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除了袁家村的门店，星巴克还开进了福建晋江的闽南红砖大厝，广西阳朔的如墨山水间。
在文化艺术品街区，来自沙特的小哥Kazi，坐在店门口用玻璃瓶制作沙画。2019年底，Kazi和中国合伙人金波一起在袁家村开了这间店，现在每个月收入8000元。
吸引星巴克这样的跨国连锁品牌和外籍人士投资兴业，是袁家村向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的新尝试。
此前，袁家村已经在农民夜校为村民和商户教授英语，在景区实现中英双语标识，全球招募“实习村长”，还派送300多名村民去日本、泰国学习服务意识和精细化管理。
除了引进来，袁家村地域民俗品牌也开始走出去。目前青海、山西、河南的袁家村地域民俗体验景区已经开门迎客。东南沿海的江苏宿迁、海南岛的琼海博鳌项目也正在建设中。
袁家村村委会主任王创战说，受国家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带来的国际交流便利鼓舞，袁家村除了“引进来”，还要借助互联网技术走出国门，让外国消费者吃到地道中国美食。
共创共赢背后的让利哲学
2007年，袁家村率先提出打造关中民俗文化旅游第一品牌的目标。以村子为载体，以村民为主体，建成民俗浓厚，特色鲜明的“关中印象体验地”。
乡村旅游，特别是打着民俗文化旗号的，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怪象，那就是乡村里面无村民，没有民俗，也没有文化，只有烂大街的小吃。而袁家村则不同，它自始至终都以村民的利益为先，进而逐步招商合作，实现共创共赢。
袁家村是关中的一个普通小村，村民们大多很朴实，对外界和时代发展脉搏不敏感，起初发展农家乐的建议几乎没人同意，响应的村民不多，村里就提出以集体经济支持、反哺村民的方式予以推进，如果经营失败，由村里补贴。事实证明，农家乐的路子走对了。袁家村的农家乐很快得到了市场认可，赚钱的村民越来越多，响应号召开办农家乐的村民越来越多。
合作社是袁家村的一大特色，如小吃街合作社、豆腐合作社、粉条合作社、辣子合作社、酸奶合作社、面粉合作社、醋合作社、油合作社，一年分一次红，收益率高的时候可到百分之八九十，低的时候也有百分之十几。这些合作社的信息非常透明，任何去袁家村游玩的人都可以看到，小吃街与各作坊合作社的参与者姓名、哪里人、入社金额都挂在墙上。名单显示，除了袁家村本村村民外，参加合作社的还有周围村庄乃至更远地区的人。
这种情况颇为罕见，袁家村合作社不仅经营良好还持续分红，分红频率与收益率远超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本村和外村村民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冲突，袁家村人没有因为外地人挣钱了就赶走他们自己来做，外地人也没有“凭什么我挣了钱要分给当地人”的想法。
这种互利共赢的局面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最初，没有人相信袁家村能挣钱，也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发展。无论是农家乐、小吃街，还是作坊，大家都不认为会有人大老远跑到袁家村来消费。于是，村书记郭占武采取了放水养鱼的做法。
2007年，为鼓励本村村民发展农家乐，袁家村给愿意投资办农家乐的村民报销一半的装修费，同时免费供应水泥。2007-08年在康庄老街开作坊和招商，可免租金，甚至有的作坊因为要从外村请人，还承诺了保底工资。2010年，招募小吃街商户时也免租金。
后续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先是农家乐，后是康庄老街的作坊和商户，再后来的小吃街，生意都是加速度增长。多的如酸奶作坊，一年利润上千万元，小一点的如小吃街的麻花、羊血粉丝，一年营业额也能达到三四百万元。
在此基础上，2012年，袁家村开始逐步组建合作社，让本村村民有机会分享收益，平衡各方利益。
原本在康庄老街上靠着做豆腐年收入百万元的卢志强，刚开始接受不了将自己生意兴隆的豆腐坊改为合作社。村里先说服了他的儿子，他儿子再给卢志强做通了思想工作。按照豆腐合作社的入股情况，卢志强投资了20万元，其他股东包括袁家村村民在内的95人，每人投资2000元到68万元不等，这些人合计占80%，袁家村村集体占20%。
“这不是分你的钱，而是让你更好地挣钱，” 郭俊武说。
豆腐坊迁址扩建后，卢志强负责经营和管理，从原材料选取到豆浆豆花豆腐的生产、销售，都由他来把关。“这家店是我主持建起来的，桌子凳子也都是我从外面搜罗回来的，”卢师傅对现状非常满意，他指了指宽敞的大厅还有古色古香的桌椅说道，“原来自己走街串巷卖豆腐，也挣不了多少钱，来袁家村以后，才有那么好的生意。”
和卢志强一样遭遇了同样心理冲突的还有其他作坊的投资人。新村民马秋凤是粉条作坊的发起人，由于粉条是全新产品，并不像豆腐坊的收益那样显而易见，最初并没有多少人入社，是袁家村村里先出了一部分资金，半年后实现盈利60万元，郭占武要求在分红前先分股。
“我觉得这不正常啊，困难的时候让你入股，你不入，现在要分钱了，再入股。郭书记当时对我说，‘我是让你带着村民一起赚钱’。”马秋凤说，“那个时候想不通，现在都想通了。一个人把钱都给赚了，我觉得这才不正常。前几年每年有一个分红大会，分钱的时候，股民会拉着我的手说，‘太感谢了’，这感觉不一样啊。”
按照郭俊武的说法，袁家村“允许村民富，但不能暴富”，短时间内“允许翻一番，但不允许翻十翻”，一旦有新项目，都是在群里发个消息，大家自愿报名，“报的人太多，会限制大户、鼓励小户，入的多的压制一下，入的少的抬一抬”。
复制不是那么简单
自袁家村声名远扬以来，全国已经有不少村庄学习过袁家村，单单陕西一省，据说就有上百个，但都不成功。比如，袁家村不远的数百米之处有一个“官厅古镇”，投资上亿元，2016年开始对外营业，现在冷冷清清，除了看守古镇的人员，几乎没有店铺开业，更没有游客。
其他模仿袁家村的失败案例不知凡几。“他们拿着尺子来量台阶有多高，房子有多深，门面有多大，”小吃街上的工作人员笑着说，回去后依样画葫芦建一条小吃街，却没有游客。
“很多人学习袁家村，最后做不下去了，来找我们咨询。制度、经营理念，不是通过‘量’能得到，很多软的东西不具备，是做不成的。”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常伟表示，“乡村旅游可以搞，但不是所有的村都适合发展旅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也认为，袁家村的经验不可以复制，因为每个乡村都不一样。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他指出，这就像以前的华西村，能复制的就很少。
袁家村有太多不可复制的因素，就像郭占武自己说的，他本人就不可以复制。郭占武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对市场和消费者的把握，他的协调能力和综合素质，都非常难得。他被公认为袁家村过去十年成功的关键因素，没有他，袁家村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就，甚至连第一步都迈不出。
郭占武的能力之所以能在袁家村结出果实，与他的父亲郭裕禄治理袁家村三十多年也有很大关系。袁家村在郭裕禄的带领下，上个世纪70年代就是陕西的明星村，甚至在全国都能挂上号。改革开放后，袁家村坚持集体经营，基层组织很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称其为“红帽子”村，全国有二、三十个村，包括袁家村，都在坚持集体经济。
“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起步时，我的精神可以传达到每个干部、每个作坊、每个村民。”郭占武说。现在，袁家村人对郭占武更加信任，甚至可以说到了信仰的程度。
还有一点，很多人可能没有留意到，袁家村媳妇们的综合素质远高于一般农村妇女，在袁家村发展农家乐的起步阶段，她们的文化水平、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个世纪，袁家村成为明星村后，对娶进门的媳妇有明确的要求，其中一项就是高中学历。
不过，专家们认为，尽管袁家村难以复制，但袁家村的成功为乡村振兴揭示了一个重要方向。
“袁家村是自主建设的结果。”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就是重建农民自主性。刘守英也认为，应该让农民自主发展。
“说到底，就是发动群众，把群众的潜力挖掘出来。一定要尊重老百姓。”徐祥临说，“本村老百姓提出来的，看似落后，只要思路对头，甚至比大学教授、领导干部，讲的东西有用的多。”
李昌平认为，袁家村的经验再次表明农民组织化的重要性。他表示，分散化从长期看没有效率，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没有别的道路，如此才能分享市场经济的成果。合作金融是组织农民的重要方式之一，袁家村的合作社本质上是合作金融的一种形式，通俗一点说，就是在村里搞了股票市场。
李昌平已经在全国就内置金融做了10年试验，参与村庄达112个，结果显示，发展内置金融对乡村振兴非常有效，组织有效+金融有效等于产权有效、信用有效、业态有效、治理有效、文化有效。
此外，常伟指出，袁家村有些经验对其他村庄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一是袁家村很用心在做事，二是袁家村找到了一个外地投资和当地老百姓共享利益的好办法。
“共享利益机制是非常好的思路，可以给外来投资者形成稳定的预期，他们可以投资一些时间长、见效慢的项目。如果关系紧张，投资的往往都是短期的。”他说，“想投资农村的人也要对当地研究透，融入当地，实现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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